观点展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内容进路

纪忠慧

上文发表于《电视研究》2021年第1期，第22-25页。

摘要：在数据驱动与信息超载相互叠加的媒介环境下，讲故事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好故事不仅清晰地呈现出事实演变的原因与机理，更能把受众融入其中并达到共情与共鸣。中国故事凝聚了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与情感，强调历史的、动态的和连续性的视野，呈现中华民族最深刻的集体记忆。始终站在人民与历史一边，才能发现最适合的故事主题和最恰当的讲述方式，实现媒体内容与现实世界的同构与重构。

关键词：中国故事 舆论引导 内容建设 广电媒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要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保持内容定力，专注内容质量，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创新内容表现形式，提升内容传播效果。显然，当媒体技术与渠道的融合目标基本完成以后，抓好内容建设这一根本才是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最终落脚点。本文认为，内容建设的取胜之道在于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换言之，故事为王，是内容建设的关键进路。

一、讲故事胜于讲道理

《故事思维》作者安妮特·西蒙斯（AnnetteSimmons）开创性地揭示了商界沟通的至高原则——讲故事永远胜于讲道理。在西蒙斯看来，“真相总是令人畏惧，当你把真相包装在故事里时，人们也就接受了真相“。

故事为王当然不限于商界沟通。随着新媒体走进日常生活，人们不难发现，移动智能互联网一方面提供了海量的即时信息，另一方面又在对信息效率的追逐中远离人的真实需要。在数据驱动与信息超载相互叠加的媒介环境下，普通人不仅没有时间或精力来辨别如此之多的“真相“，而且对各种“道理“越来越缺乏耐心。这时，许多人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并基于相似的立场而产生强大的聚合效应。对此，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早就指出，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赢“。2020年7月，兰德公司发布《谁的故事能赢——信息时代的治国之道》，再次重申并重点阐明，讲故事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曾任《俄勒冈报》主编兼写作指导的俄勒冈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鲁尔特聘教授杰克·哈特认为：“比起其他形式，大多数人更善于理解叙事，……当我们读到的是故事，而非罗列的事实时，我们会记得更加准确。“人们对故事的喜爱是与生俱来的，讲故事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同步出现。讲故事不是观点加举例分析，而是把人物、情节、细节与事实发生发展的过程整合在一起，在时间线索之外还要揭示出事件的发展动力和因果关系，为人们呈现出事实的各种联系以及跌宕起伏的动态。好故事总能给人以生动鲜活的在场感并提供价值引领和情感共鸣。

与报纸和杂志等平面媒体相比，广电媒体可以通过声音、画面和文字等多种符号强化视听传播效果，讲述更有质感与代入感的故事。可以说，广电媒体是最适合讲故事的媒体，好故事插上广电媒体的翅膀不仅可以不胫而走，更能深深打动人心。2020年9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重磅推出6集纪录片《同心战“疫“》，全景式展现中国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艰辛历程，每集平均收视率高达1.159%。该片制作精良、主题宏大、气势恢弘，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好故事像无数个“同心圆“一样叠合在一起，情感、叙事与思想交相辉映，构建了中国人民共克时艰、生命至上的集体记忆。从这部震撼心灵的电视作品中，人们感受到了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医务工作者的赤子之心以及无数志愿者和普通人守望相助的温暖瞬间。

传统媒体转型成为新型主流媒体，数据、流量和用户黏性等新媒体指标依然离不开优质内容。现实世界从来不缺乏事实，但事实往往是相互矛盾而又杂乱无章的。讲故事的实质就是从事实的诸种可能性中寻找秩序并发现意义，清晰地呈现出事实演变的原因与机理。好故事不仅能让人觉得亲切温暖，更能把受众融入其中并达到共情与共鸣。

中国的制度和体制优势，使主流媒体一直是信源可靠性的保障。有研究者发现，在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微信和电视成为疫情信息接触渠道的“双雄“，用户黏性分别为90.8%和78%；武汉本地用户则更倾向电视媒体，领先微信用户1.04%。用心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真诚回馈受众的信任与依赖，才能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二、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多维意蕴

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新媒体环境下，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可以概括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从内容建设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不乏精彩的故事，但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从结构上看，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三者依次由内而外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同心圆，需要用系统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才能准确把握。同时，中国故事的讲述又可以动态地展开为五个维度，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讲好“——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

“五个讲好“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是新型主流媒体做好内容建设的基本遵循。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之一，新型主流媒体肩负着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面对传播技术、传媒格局、受众对象和舆论环境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定力，发出时代最强音。

中国故事凝聚了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与情感，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共同基础。在外部压力与风险持续增大的情况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握大局大势，保持战略定力的能力、信心和自觉。中国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对外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同时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不受侵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选择。讲好中国故事，也就是讲清中国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创造友好和谐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中国人民认同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制度模式，来自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珍视。这既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集体记忆使然，也是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延续。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西方世界那样残酷的宗教战争，始终对外来民族的优秀文化呈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中国人也不接受利益优先和唯我独尊的强权逻辑与霸权主义，在国与国的交往中以“亲、诚、惠、容“为至高原则。现实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没有断流，这是理解现实中国的一把钥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深层密码。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来自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本来“与“外来“、“当下“与“未来“、“继承“与“创新“、“转化“与“发展“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体认亿万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传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因此，相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早期的个人叙事或日常叙事，中国故事更强调历史的、动态的和连续性的视野，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机遇、新挑战、新变化的时空图景中呈现中华民族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具体来说，社会主义中国崛起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件。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划时代变革面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疑惑以及霸权国家的遏制与对抗，都不在意料之外。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时代，如何理解和适应中国的变化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考验着新型主流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站位、格局和智慧。也就是说，中国故事不是现成的或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创新和创造，需要创作者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在变化中用心体察、用心思考、用心表达。

三、始终站在人民与历史一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新型主流媒体抓好内容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要求。始终站在人民与历史一边，才能发现最适合的故事主题和最恰当的讲述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时任《辽宁日报》农村部记者的范敬宜写了一篇新闻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对怀疑甚至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认为农村生产队 “不听指挥““乱了套““自主权过了头“的各级干部，提出了颇具警醒意义的忠告——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已经“过头“。文章指出，有的老干部忘记了群众路线的老传统，也习惯于那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手段了；有些比较年轻的干部，从当干部那一天起，就没有听说过生产队还有什么自主权。现在看到原来唯命是从的基层干部居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就认为大逆不道，甚至对党的政策也产生了怀疑。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是保证生产队正确行使自主权的关键。

这篇新闻名篇佳作，现在看起来很平淡，但还原到那个特定历史氛围中，却是石破天惊般的勇敢无畏。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转发的编者按中写道：“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范敬宜先生晚年回忆说，当时并不知道党内高层还存在激烈的争论，自己是“有恃无恐“，因为这篇文章是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不是杜撰的；能写出这篇文章应当“归功于“20年的“右派“生活，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而了解了我们的国情，了解了中国农村、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今天看来，如果文章作者不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怎么会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又怎能讲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让农村“活起来“这个生动的故事。

70年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作战的特殊时刻，当时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的魏巍也来到了前线。作为一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政工干部，魏巍有过多年的战地记者工作经验，对战争的残酷与危险并不陌生，但他还是在枪林弹雨中坚持采访3个月，创作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11篇战地通讯。2000年，在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50周年之际，魏巍回忆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主题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里跳出来的，从情感的浪潮中蹦出来的；自己在部队里时间比较长，对战士有这样一种感情，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这次到朝鲜去，这种感情更加深了一层。

《谁是最可爱的人》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后，迅速成为响彻祖国四面八方的时代回声。毛泽东主席批示，印发全军。这篇承载了抗美援朝民族记忆的战地通讯，同时也是报告文学和散文写作的经典范例，影响了几代人。抗美援朝不仅打出了新中国的威望，而且为子孙后代赢得了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今天，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也许不会像当年一样热血沸腾，但从魏巍为读者呈现的画面组合效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志愿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嫉恶如仇的战斗意志与凛然正气。在大敌当前的特殊时刻，与人民军队的战士们在一起，用心倾听他们的故事，用他们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与意义，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喊出时代和人民的心声。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站在人民一边，也就是站在历史的一边和正确的一边。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用毕生的新闻实践，生动诠释了“勿忘人民“的崇高境界——情系人民、扎根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穆青认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记者赖以成长的沃土……必须熟悉我们的国情和民情……自觉地建立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思想感情。“穆青的代表作《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成功塑造了人民公仆的当代形象，成为人物通讯的精品佳作，焦裕禄的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在政治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个特殊年代，穆青坚持如实报道灾情，表现了新闻人特有的勇气和担当。归根结底，穆青始终把人民的向往和喜怒哀乐作为故事背景，矢志不渝地从人民群众中寻找故事的价值立场。穆青的新闻成就也许无人能及，但他的人民情怀却是媒体从业者可以继承的精神遗产。全部新闻史的根本法则无非在重复验证一个朴素的道理：顺应人民的要求和期盼，才能发现和报道现实世界中的趋势性事件并正确地阐释事实，实现媒体内容与现实世界的同构与重构。

四、结语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周年。这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开局之年。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点，党中央为未来5年乃至15年的中国发展擘画蓝图，吹响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号角。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中国故事注定会精彩纷呈，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将让近者悦，远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