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展示 | 中国特色舆论学知识体系的三个基本向度——以刘建明教授舆论学研究成果为例

纪忠慧

摘要：针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转型升级的时代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舆论学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本文以刘建明教授的舆论学研究成果为例，揭示中国特色舆论学知识体系的结构特点与时代特色。以解放思想为内生动力的概念体系、以尊重民意为底层逻辑的框架体系、以和谐社会为本质追求的价值体系，构成中国特色舆论学知识体系的三个基本向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守正创新，在中国特色舆论学的三个基本向度上继续探索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刘建明教授率先对舆论现象和舆论规律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探索，出版了首部舆论学专著《基础舆论学》。此后，刘建明教授不断因应时代之变和时代之问，持续优化舆论学概念体系、框架体系和价值体系，至今已出版了《社会舆论原理》《舆论传播》《舆论学概论》等8部系列著作，可谓中国特色舆论学知识体系的集大成者。

一、以解放思想为内生动力的舆论学概念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多年来，刘建明教授构建的舆论学知识体系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重要参照系。究其根源，首先在于“解放思想”这一“总开关”奠定了刘建明教授构建舆论学概念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以舆论这一基础概念界定为例，刘建明教授认为，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的多数人对社会公共问题形成的共同意见。”该定义在《基础舆论学》（1988）、《当代舆论学》（1990）等著作中均有阐述，前后略有补充，但基本内容一致。在这一定义中，刘建明教授把集合意识、社会知觉和优势意见作为揭示舆论核心内涵的定义项，凸显了舆论主体的自主性以及舆论离不开社会公共问题而独立存在的本质特征。这为研究舆论规律确立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舆论主体来源于未经组织的社会大众，任何盗用舆论之名的权力操纵都是无根的，因为它不具有集合人格的整体力量；二是舆论作为日常意识现象，始终处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交叉地带，既不能有“清一色”的幻想，又要从深层意识与表层意识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寻求舆论引导的科学方法。

为深入揭示舆论规律，刘建明教授界定了公共事务、公共话语、舆论场、舆论波、舆论指数等百余个基础感念；阐释了舆论的表层性、波动性、弹性和惯性四种传播特征以及议论、传闻、民谣、会议等六种传播形态；论证了舆论生成的四个典型阶段、五种经典模式以及舆论的正负方向及其存在方式。这一原创性的概念体系不仅吸收了古今中外的人文思想精粹，而且打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在抽象的规律层面开展跨学科的理论之旅。舆论场、舆论波和舆论传播的弹性特征等概念，显然借鉴了力学、电磁学等自然科学概念及视角。不仅如此，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刘建明教授也对相关术语概念信手拈来。在论述舆论场的功能与作用时，使用了耦合、聚合、密度、频率等多个物理学术语；在阐释舆论量度的内涵时，借用了经济学的边际量这一概念。

由于这一概念体系超越了对具体事实的看法，教师在课堂上传授这一概念体系过程中，随时可以跨越时空，与中外大师的经典理论进行对话。例如，在阐释舆论传播形态时，刘建明教授以议论作为最常见的口头舆论方式，论述了街谈巷议、社会公共讨论、当代公共论坛等不同群体行为的意义与影响；在阐释负向舆论时，对浮言、假话、谬理和谣言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等均可作为延伸阅读内容，为学生拓展视野，提升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人文内涵。

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为例，“言谈”是存在的第三种展开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言谈”有两种演化方向：一种是“道说”——把万物的存在从晦暗中带入敞开领域与澄明之境，其本质是显现；一种是“闲言”——以“同样”和“平均”为核心，不限于出声的鹦鹉学舌，在文章之所书中，它还作为“套话”传播开来。不仅如此，“闲谈的无根基状态并不妨碍它进入公众意见，反倒为它大开方便之门”，使人处于非本真的存在状态——杂然共在。显然，刘建明教授“在阐述原理的基础上揭示社会趋势”的舆论研究取向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形成暗合，为任课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留足了空间。

刘建明教授这一代学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浓厚的家国情怀，又在舆论大批判的动荡岁月中产生了深刻的反思意识。那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年代，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代呼唤舆论研究，更期望出现舆论学著述指导他们从事舆论活动”。可以说，“解放思想”是刘建明教授构建舆论学概念体系的原初动力，使之向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开放。借用刘建明先生的话说：“我们要做的是把理论探索推向现实生活的土壤，触及那些最头疼的社会沉疴；我们的哲学是实事求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然而，学术界至今有人对此不求甚解，满足于“共同意见”的现象罗列，未能从刘建明教授的舆论概念体系中体察到解放思想的源头活水，也就无法找到打开舆论学知识体系的金钥匙。

二、以尊重民意为底层逻辑的舆论学框架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来以民心向背作为政权得失的关键，“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刘建明教授在不同场合多次直言，舆论学是研究如何尊重民意的科学，实际是社会力学，“这种社会力是万有的、显能的、交错的和直矢的，民意是它的重心，构成权力的‘矢量合成’。”

“民意是人民对有关自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所形成的一致意见，体现为人民的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和，又称民心、公意、公共舆论、公论等，具有坚实的真理性。”以尊重民意为底层逻辑，刘建明教授在阐述原理的基础上构建舆论学框架体系，开辟了社会舆论的演变、舆论制度与言论自由、权力及其舆论操纵、舆论资源及其功能等8个研究专题，对舆论这一复杂巨系统进行了全景式的科学探索。在“尊重民意的科学”这一框架下，“民意预言真理与实践检验真理的统一”成为舆论学的基本命题；论证民意的“自我确证”及其“定律”，批驳“多数暴政的错觉”，都是不可回避的“硬核”。不仅如此，从权力运作的舆论基础来考察，刘建明教授区分了“温和权力”“暴虐权力”“公共权力”等不同权力类型，进而分析了公共权力的话语结构、话语规则和舆论表达范式，彰显了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以尊重民意为统摄，舆论学形成了一个科学严谨的包容性框架体系。舆论作为执政资源、社会预警资源的正向作用得以凸显；新闻媒体和公共关系部门等舆论机构与公众舆论、新闻舆论、网络舆论等多种关系得以重构；舆论制度的演变及其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互构成为可能。然而，“有人惧怕、憎恨和歪曲民意，不知顺乎民意、兴亡有道的真理……甚至提出‘虚假民意、少数民意、正确民意与错误民意’种种概念，将‘民意’亵渎为一个贬义词。”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必然导致学理分析的缺失，无法从框架思维层面确立舆论学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

西方舆论学以政治选举、议会辩论、公共关系和民意测验等技术性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既缺乏揭示社会变动的理论视野，更不适合中国国情。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舆论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案例解析的微观层面，少量以“舆论学概论”命名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脱离社会阶层分析的中观视角，总体上缺少知识性、学理性和系统性。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刘建明教授的舆论学框架体系下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成为推动中国特色舆论学知识体系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课题。

民意被歪曲和利用并非民意本身之过。遵循科学的抽样原则和正确的调查统计方法，民意测验数据可以反映广大民众的见解、要求和期盼，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提供充足的依据。取样偏离、调查手段不科学或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人为诱导，所得出的只能是“虚假数据”，与民意的意涵无关。正如拉扎斯菲尔指出的，“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禁止民意测验，而是给予思考：民意测验如何使用以及为谁所用？”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民意从群落浮现到自我整合，最终呈现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刚性”。以“尊重民意”为舆论学框架体系的底层逻辑，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成为构建中国特色舆论学知识体系的鲜明标识。

三、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本质追求的舆论学价值体系

社会舆论的流量与社会框架的负荷能力之间存在张力。当社会上下层或不同群体出现舆论对峙或舆论冲突时，舆论张力就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在个体、社会和权力的复杂运动中，舆论的此消彼长既与现实利益有关，又与人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等心理活动和精神世界有关。因此，对舆论这一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就不只是“寻找规律”，还要从立场、视野和终极目标等价值层面做出系统回答。

刘建明教授最早提出“舆论和谐”的概念，论述了社会情绪和意见的融合机制，指出“社会和谐直接产生于社会舆论的融合力，形成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在这一价值判断引领下，刘建明教授深刻分析了舆论的融合与排他、舆论激化与舆论张力、舆论操纵与舆论同化、舆论冲突与社会冲突论等系列概念之间的互动与转化，系统阐释了舆论融合力与凝聚力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刘建明教授把“和谐社会”作为价值尺度，以主流舆论及其稳态为“纲”，细密铺排舆论学价值体系的巨网。

“主流舆论又称主导舆论，是指在社会意识中比重大，起主导作用的一种共同意见，多反映民意的主张或立场。”“主流舆论的稳态，是指主流舆论始终代表时代发展方向，表现为评价公共事务的稳定性、建设性和客观性，避免大起大落或偏离公共事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主流舆论的稳态，对立因素高涨，假冒公共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占据公共领域，那么这个社会的动荡失序就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并创造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奇迹，是因为整个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舆论震荡。

从舆论和谐到主流舆论的稳态，舆论学的价值体系在社会层面包含诤言对真理的追求、褒扬性舆论的思想塑造、舆论监督的权利意识；在国家层面则体现为“舆论资源及其功能”这一宏阔的思想构造。在刘建明教授看来，正向舆论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推动社会变革、提供决策参考、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道德建设、预测社会动向。由此，以和谐社会为本质追求的舆论学价值体系从社会心理延伸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

如今，许多舆论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网络舆情演变规律的“探测”，呈现出“唯实证主义”的明显弊端。实际上，舆论研究事关社会团结与公共精神，不可能是与价值无涉的“纯科学”。换言之，如果缺乏终极价值作为定向系统，舆论研究成果必然被偶然现象所遮蔽，无法自立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殿堂。在这个意义上，舆论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唯其价值体系所彰显的人文属性才能弥补西方经验主义“正统”传播学的不足，同时革除传统新闻学重技艺、轻学理的弊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这表明，中国特色舆论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不仅一刻离不开对价值意义的追问，而且必须与时代同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有夯实舆论学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关系，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把中国特色舆论学继续推向前进。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征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舆论学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成为二级学科，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并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价值。李彪教授认为：“新闻学解决的是新闻的专业化生产、传播学解决的是沟通与互动、舆论学则解决的是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实际上，国内新闻传播学头部院校在若干年前已开始单独招收“舆论学”硕士，积累了不少经验。从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和时代需求等多个维度来看，进一步将中国特色舆论学做大做强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