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演进，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以网络、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赋能成为国际传播的最大增量，但讲故事仍然是对外传播的最佳方式。

一、从“复述事实”向“讲故事”的跨越

讲故事”不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简单“复述”，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故事的真正魅力在于讲述者对已发生事实的“独特理解”和“个性化阐释”，而非全盘复原事实的过程和细节。新时代中国不缺少震撼人心的硬核事实，但从传播效果来看，未经充分“故事化”的硬事实也存在着被误读的风险。以模范典型人物事迹宣传为例，媒体呈现的“故事”往往大同小异：不仅要“舍小家顾大家”，忍受亲人误解和内心孤独，而且只能一辈子清贫。对此，高校青年学子们直言，他们从这种“廉价”奉献牺牲的“事实”中得不到“心灵上的震撼”，更无法产生“事业”层面上的认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确存在从“复述事实”到“讲故事”的关键一跃。

典型的故事思维包括归因思维和类比思维，其中尤其以归因思维最为重要。讲故事的“归因”是指在时间线索之外，揭示事实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因果关系，满足受众“刨根问底”的期待心理。归因的根本目的是超越具体事实，产生“独特理解”，形成有吸引力的“个性化阐释”，最终确定一个或几个“决定性瞬间”。“决定性瞬间”作为整个故事的隐喻，反映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对叙事主题、结构、情节和细节起到支撑作用。

随着新媒体走进日常生活，人们不难发现，移动智能互联网一方面提供了海量的即时信息，另一方面又在对信息效率的追逐中远离人的真实需要。在数据驱动与信息超载相互叠加的媒介环境下，普通人不仅没有时间或精力来辨别如此之多的“事实”，而且对各种“事实”越来越缺乏耐心。国际传播领域也是如此，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早就指出，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赢”。2020年7月，兰德公司发布《谁的故事能赢——信息时代的治国之道》，再次重申并重点阐明——讲故事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从根本上说，现实世界从来不缺乏事实，但往往是相互矛盾而又杂乱无章的。讲故事的实质就从事实的诸种可能性中发现秩序并寻找意义，清晰地呈现出事实演变的原因与机理。好故事不仅能让人觉得亲切温暖，更能把受众融入其中并达到共情与共鸣。

二、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多维意蕴与深层密码

事实本身蕴含多种意向，成为建构故事意义的源泉。从结构上看，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包括3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三者依次由内而外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同心圆，需要用系统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才能准确把握。同时，中国故事的讲述又可以动态地展开为5个维度，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讲好”——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

五个讲好”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故事凝聚了中国人的共同经验与情感，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共同基础。在外部压力与风险持续增大的情况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握大局大势、保持战略定力的能力、信心和自觉。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对外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同时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不受侵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选择。西方个别大国的战略精英仅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视角来观察分析中国，必然得出错误结论。讲好中国故事，也就是讲清中国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创造友好和谐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中国人民认同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制度模式，来自于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珍视；抽象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等口号在中国人的价值谱系中并不具有优先位置。这既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集体记忆使然，也是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延续。中国人不接受信仰或意识形态的绝对化，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西方世界那样残酷的宗教战争，始终对外来民族的优秀文化呈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中国人也不接受利益优先和唯我独尊的强权逻辑和霸权主义，在国与国的交往中以“亲、诚、惠、容”为至高原则。现实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来源于中华文明5000年的文化传统没有断流，这是理解现实中国的一把钥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深层密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来自于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本来”与“外来”、“当下”与“未来”、“继承”与“创新”、“转化”与“发展”的关系。有了这个基础上，才能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体认亿万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传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 因此，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早期的个人叙事或日常叙事，新时代中国故事更强调历史的、动态的和连续性的视野，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机遇、新挑战、新变化的时空图景中呈现中华民族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具体来说，社会主义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件。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划时代变革面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疑惑以及霸权国家的焦虑、遏制与对抗，都不在意料之外。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时代，如何理解和适应中国的变化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考验着新型主流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站位、格局和智慧。也就是说，中国故事不是现成的或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创新和创造，需要创作者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在变化中用心体察、用心思考、用心表达。

三、中国故事低从政治到低语境文化的内容蓝海

近年来，人们普遍意识到，讲好中国故事应坚持从低政治领域入手，先易后难，切实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由此更进一步，还可以从低语境文化视角进行思考。

高低语境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的意义传受过程及效果对文本背后的历史、风俗、习惯等非编码信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文本中所明示的信息只占其中一部分。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则恰好相反，大多数讯息置于清晰的文本编码中，不需要深入掌握该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渊源、社会结构、民族习惯等深层次精神谱系。按此区分方法，汉语言文化具有典型的高语境特征，英美文化则具有典型的低语境特征。然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从高语境的国学经典到低语境的民间艺术，都代表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一方面。中华文化在典型的高语境之外，还存在庞大的低语境文化家族，如剪纸、窗花、皮影戏、木偶戏、泥塑、扎染、刺绣、编织、舞龙、舞狮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中华低语境文化的存在方式。

中华低语境文化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其与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更为间接，在国际传播中不易引起敌意。二是其形态更直观、更具象、更生动，易于减少“文化折扣”。三是其“日常生活性”，有助于民众间建立信任感、亲近感和情感共鸣。

实践中，中华低语境文化在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赋能加持下，以短视频为主要传播载体，已在国际传播中创造了多个经典案例，如“阿木爷爷”、李子柒、“滇西小哥”等等。归根结底，中华低语境文化特别适于音视频、图片、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AI（人工智能）等科技赋能手段，具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力和强劲的传播力。可以说，中华低语境文化必将成为数智国际传播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蓝海。